人按照要求,排成了一列列的队伍。
三十口锅,十口是红薯小米粥,八口红薯高粱粥,十口锅是土豆疙瘩汤,还有两口锅是玉米面粥。
秦睿之所以做这个搭配是有用意的,小米和高粱是大明百姓的主食,混搭红薯可以提升粥的甜度,让这两种主食更加可口;土豆可菜、可饭,所以怎么做都行,做成疙瘩汤无非就是让更多的尝尝而已;至于玉米,秦睿可不想贡献的太多,做种子还不一定够呢。
每人只能品尝一种,量也很小,喝茶的盖碗,每人一盖碗,没办法僧多肉少,要让更多的人称为传播的载体。
“这个红薯又软又甜,入口即化,应该适合老人……”
“加了红薯后,我怎么感觉高粱米比以前香了好多……”
“面疙瘩老夫也喝过,为什么加了土豆之后,更加鲜美了……”
“这玉米面粥,香气扑鼻,浓香四溢,入口之后绵软可口……”
每个人品尝完后,都会或多或少的评价一下,然后进入郑公祠内或者磕一个头,或者上一炷香。
磕不磕头、上不上香,秦睿并不在意,秦睿关心的是新粮种在百姓口中的热度,只要能持续一个月,到时候土豆和红薯就可以育种了,又可以炒作一波。
前期知道的人越多,后期推广的阻力也小!
对于大明百姓、尤其是农民来说,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,已经让他们形成了封闭、保守的观念,他们惧怕一切未知的事物,很难接受新的粮种。
没有实际的利益或者示范,他们绝对不会踏出改变的步伐。让他们接受一个全新的粮种,必然会犹豫、害怕。
因此秦睿才不择手段、想尽办法,给百姓灌输新粮种的知识。
郑公祠前热闹的场面抢了永乐皇帝的风头,这让永乐皇帝很不满。
因为在同一天,永乐十九年正月十一日,甲戌日,永乐皇帝大祀南郊。
南郊,意思有很多,可以指都邑南面的地区;也可以指在京都南面的郊外,筑圜丘以祭天的地方;还有一个特指,就是帝王祭天的大礼。
祀的讲究更多,《周礼·春官·肆师》中有“立大祀用玉帛、牲牷,立次祀用牲币,立小祀用牲”的要求。
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《周礼》做注,明确了“大祀,天地;次祀,日月星辰;小祀,司命以下。大祀又有宗庙,次祀又有社稷,五祀五岳,小祀又有司中、风师、山川、百物。”
《隋书‧礼仪志一》中,明确了“昊天上帝、五方上帝、日月、皇地祇、神州社稷、宗庙等為大祀,星辰五祀四望等為中祀,司中、司命、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為小祀。”
我们现在的国*庆典礼制度“五年一小庆,十年一大庆”,就可以理解为中祀和大祀,每年的国庆升旗,可以看成小祀。
永乐年间,有记载的大祀只有两次,一次是朱棣登基之年,一次是就是今年迁都。好好的一场大祀祭奠活动的风头,被秦睿给抢了。
其实也不是不抢了,关键是朱棣在南郊祭祀之后,回宫的路上发现沿途的人不多,觉得很没面子,就让人去打听原因,才知道这件事。
永乐皇帝用脚指头想想,都能猜出背后主使,有新粮种子、还有这么多新奇想法的人,除了秦睿,别无他人。
朱棣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,作为始作俑者的秦睿倒了大霉。
正所谓“屋漏偏逢连夜雨,船迟又遇打头风”,伤口还没愈合完全的秦睿,在大祀的第二天,莫名其妙地被下了锦衣卫的北镇抚司昭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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