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夏天我们过得幸福快乐。等我可以走动了,我们便在公园里坐马车玩。我还记得那马车、慢慢走着的马和前面高高的车座上那个车夫的背影,他头上戴着一顶光闪闪的高帽子,还有坐在我身边的凯瑟琳·巴克莱。要是我们手碰上手,哪怕只是我的手的边沿碰上她的,我们就会兴奋起来。后来我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,我们便上宓妃或意大利大饭店,坐在屋外拱廊上吃饭。侍者们进进出出,街上有行人来来往往;铺台布的桌子上点着蜡烛,上面还罩着罩子。后来我们觉得还是经常上意大利大饭店比较好,那儿的侍者头目乔治就经常给我们留一张桌子。乔治是个好侍者,我们总是由他去点菜,自去观看来往的人们,望望黄昏里的大拱廊,或者默然相对。我们喝冰在桶里的不加甜味的卡普里白葡萄酒;虽则我们还试过许多旁的酒,例如飞来莎、巴勃拉〔1〕和甜白葡萄酒。因为战事关系,饭店里不雇用专门管酒的侍者,我一点飞来莎这一类酒,乔治就会怪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〔1〕巴勃拉是意大利西北部皮德蒙州出产的红葡萄酒。
“你们想想看,有个国家,只要那东西有点草莓味,便把它酿起酒来,”他说。
“为什么不呢?”凯瑟琳问。“这酒的名字听起来倒怪好听的。”
“你要试的话,小姐,就试试吧,”乔治说。“我给中尉另外拿一小瓶法国玛谷葡萄酒来。”
“我也试试飞来莎吧,乔治。”
“先生,这我可不敢推荐。这种酒连草莓味都没有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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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也不一定,”凯瑟琳说。“倘若有草莓味当然最好。”
“我去拿来,”乔治说,“等小姐试了以后我才拿走。”
那酒果真不像酒。正如他所说的,连草莓味都没有。我们到末了还是喝卡普里。有天晚上,我身边的钱不够,乔治还借给我一百里拉。“没关系,中尉,”他说。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一个人手头不方便总是难免的。倘若先生或者小姐有需要,尽管说一声就是了。”
饭后我们穿过拱廊散步,经过旁的酒家饭店和那些已经上了钢窗板的店铺,在一个卖三明治的小摊前停下来,买了火腿生菜三明治和鳀鱼三明治,后者是用很细的涂过糖的褐色面包卷做成,只有人的手指那么长。这些点心是我们预备夜间肚子饿时吃的。走出拱廊,我们在大教堂前雇了部敞篷马车回医院。到了医院门口,门房出来帮我拄起拐杖。我付了车钱,一同坐电梯上楼。凯瑟琳到了护士住的那一层楼,先出去了,我继续上升,拄着拐杖穿过走廊,走进自己的房间;有时候我脱下衣服上床,有时候坐在外边阳台上,把受伤的腿搁在另外一张椅子上,边看着燕子绕着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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